人文江湖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反复读了好几遍。历史学家视野之广阔，思想之深邃，让人不敢轻易写点读书心得，以恐有违思想家的用心。但还是想说点什么，一个总 的感觉，黄仁宇在以宏大的魄力梳理中国历史时，对于中国古老的“农业之系统”的诠释，其实是始终以现代性的“商业之系统”为参照系的。

中国大历史的主线，其实无非就是奠基于古老而悠远的“农业之系统”。这论点几乎人人皆知。然而，如果不能在具体的历史事态中给予历史以准确的把握和诠释， 则此类宏论没有实际意义。作为历史学家，黄仁宇深哑此道。比如，他对于王安石新政的解释（103页），就极富现代性。在他看来，王安石改革的盲点，在于以 数目字管理的商业体系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需要财产权之被尊重，以及货币和信用之法定地位。而此类组织体系，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之历程。 但宋代之商业虽然有长足的发展，比如纸币“交子”的出现就是明证，但依然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农业之系统”。所以，在黄仁宇看来，王安石的改革，只是政治 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
往往，历史的具体事态很是复杂。对王安石改革得失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新政是一种政治冲动，似乎也不尽然。难道，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没有为 王安石提供一种可能的变法土壤？虽然，变法的直接动因，可以说事富国强兵，以对付北方强敌。但王安石新政，显然与当时商业之发达密切相关。其金融管制之措 施，显然是因应当时之情势的应对策略，而并非全是凭空构造。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之说，也并非一无是处。
但有一点，黄仁宇说得很是到位。由于中国传统之农业组织的强大，商业之发展不足以挑战其主导地位。故而，关于王安石新政的争执，也仅仅出现于官僚组织之 中。而中国传统之官僚组织，则是奠基于成熟的农业系统之上，精致而内向，始终无法为商业系统之培育和发展，闯出一条血路。黄仁宇指出，在明代，官僚体系成 为决策的中心（146页），但经济制度难以突破，财政亦综至紊乱。满清入关，也并未有大的作为。如何突破这农业系统之束缚，走向数目字管理之经济组织，亦 始终是近现代史的主题。

那么，黄仁宇在透视中国大历史时的参照系，这个“商业之系统”，又是如何界说的？无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之定义而已。黄仁宇指出，亚当.斯密区分 了“农业之系统”和“商业之系统”，而这“商业之系统”，也即“现代之系统”（170页）。而由“农业之系统”转变为“商业之系统”，即实现在数目字上的 管理或货币上管理的经济组织，是需要一段改造的。黄仁宇着重提到了英国的改造经过（178页）。以此来对照说明，中国传统农业之体系对于实现这改造之困 难。
他指出，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需要从三个条件做起（204页）：

   1. 信用的广泛展开；
   2.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3. 服务性质的事业全盘活用。

在广度上，货币管理的制度必需延伸至社会经济各个部门，即农业也和工业相同；而且，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西方由于种种因缘而促成了这种现代商业体系的出现，中国却历经磨难。

黄仁宇关于历史经验的这种对照性研究，无疑很有裨益。他的研究和论述方式，也弥补了经典苏联式的诠释传统。他自己承认，受马克思的影响，认可经济之组织对 法律和文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长时段历史的观察时尤然（222页脚注）。当然，相较于我们熟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式理解，黄仁宇 对马克思这一核心论点的把握，看来很是深得马氏精髓。他在论述较具体的历史变迁时，是综述式的，力图准确地展示恩格斯的那个“历史合力”，以全盘把握纷繁 复杂的历史事态。同时，透过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种种历史事态所构成的“历史合力”，明显地展示出一条经济之为基础的主线。
当然，从马克思的角度出发，黄的论述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他没有给予工业革命和全球殖民这二个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典型事件以充足的关注。也许，是由于正统的 马克思主义将这方面的问题搞得难以言说。但如果不正面关注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现代商业体系缘何在西方发生。诸如曾经有过的种种观点，比如说中国是一种正常 的演进，西方是突变；再比如，如果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能够发展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体系，等等。这类观点都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历史经验表明，商业体系其实早已有之。黄仁宇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条件，也早已出现。但为什么在历史长河中，一直不能延伸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为什么货币 管理长期不能侵入农业之系统?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还是有说服力的。西方的机缘其实正在于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以及与黄仁宇所阐述的“商业之系统”的完 美结合，才促成了现代社会的发展。